編者按：本文為投稿，作者為教育投資人信口說，他從中國幼教二十年發展的歷史視角出發，講述了幼教行業參與者背后的故事，解析了幼教行業的挑戰與機會。作者認為，在國家針對幼兒園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之后，我國幼兒園正迎來新的發展階段。

　　紅黃藍教育，自從2017年上市之后，就開始了一系列的刷屏：虐童、股價暴跌，此時更多的媒體開始關注到幼教，然后我們發現，各地更多的幼兒園虐童事件被曝光。

　　真實的紅黃藍是一個怎樣的公司？真實的中國幼教又有怎樣的難言之隱？

1. 典型

　　1995年，曹赤民在創業3年后，在國外考察中發現“翻斗樂”的游樂項目很受歡迎，決定引入國內。此時，史燕來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對教育有熱情，兩人一拍即合，1996年在北京的中國科技館成立了第一家“翻斗樂”大型室內游樂場。在那個兒童室內娛樂設施還十分匱乏的年代，“翻斗樂”很快吸引了家長和孩子的注意力。但史燕來很快發現“這種純娛樂的東西非常容易被復制”，她開始琢磨“做一個有自己特色、有深度、不易被復制的教育項目”。也是在運營翻斗樂的過程中，史燕來感覺到國內0—3歲寶寶的早教選擇匱乏，中國是獨生子女社會，尤其在北京這種大城市，家長們有很強烈的早教需求。

　　1998年，史燕來有了自己的孩子，開始邀請北師大和老教授協會等機構的專家一起研究課程、培訓老師，做早教相關的研究和規劃。1999年2月，第一家紅黃藍親子園在翻斗樂兒童城內開園，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母子互動，開發潛能”，清晰直白的語言，加上當時影響力還很大的報紙宣傳和社區活動推廣，很快就迎來家長帶著孩子體驗。2001年，紅黃藍教育成立。在一篇媒體專訪中，史燕來回憶起“紅黃藍”這個名字的由來：紅色象征媽媽，寓意激情，黃色象征孩子，寓意夢想和未來，藍色象征爸爸，寓意智慧、信念和包容。

　　單純自己開早教中心很難實現盈利。首先是家長的接受度不高，不像幼兒園那樣剛需。而且雖然親子園服務于0-3歲幼兒，但基本2歲左右家長才會放心帶孩子出來，而3歲之后又開始上幼兒園了，所以幼兒在早教中心大多只有1年左右，導致早教中心需要不斷宣傳、招生，好不容易進來的孩子1年后就走了，成本居高不下。于是，紅黃藍在2003年開辦了首家幼兒園，而后逐漸放開了幼兒園和親子園的加盟業務，開始了全國擴張之路。

　　在規模和名聲逐漸建立后，紅黃藍得到了資本的關注，2008年完成Hagerty的A輪融資，真格基金的徐小平參與并成為董事，2011年完成紀源資本的B輪融資，2015年上達資本投資并成為第一大股東，資本的助力加速了紅黃藍的發展。

　　到了2017年，紅黃藍成功IPO。彼時的紅黃藍，旗下共有幼兒園和親子園1241家，其中直營園85家（幼兒園約80家），加盟親子園有946家，加盟幼兒園有210家。直營幼兒園服務超2萬名幼兒。2017年收入1.4億美元，凈利潤711萬美元。從業務收入來看，85家直營園貢獻70%營收，幼兒園貢獻了主要的收入。

　　不可否認的是，作為第一家美股上市的幼教公司，紅黃藍代表了典型幼教公司的特點：出于教育背景和情懷創辦幼兒園、從事多年園長的創始人、一家一家地開直營園、近20年的發展歷程。

2. 草莽二十年

　　在紅黃藍發展的這20年，中國的幼教行業正經歷一個草莽年代。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60年代，為了保證集中所有力量快速建立工業社會，婦女在行政命令的號召下大量離開家庭，政府功能設置模仿了蘇聯的全能政府，企事業自辦園、街道幼兒園和國家財政撥款為主的公辦園，成為城市地區的幼兒服務公共設施。80年代，由于每20年左右一次的嬰兒潮，全國城市開始了第二輪的幼兒園興建高潮。但此時龐大且良莠不齊的學前教育資源開始為管理者所注意，街道幼兒園開始被清理。

　　兩次超過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興辦幼兒園大潮，實際埋下了幼兒園在此后供過于求的隱患。90年代，大量國有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政府首先卸下的功能就是捆綁在企事業單位身上的社會機構——學校、醫院，市場又開始了一輪對園所資源更大面積的清洗。

　　同時，對幼兒園進行轉制改革，引入民間資金成為政府考慮的方向。1997年，國務院正式發布了《社會力量辦學條例》，首次明確了國家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的態度。接下來的十年，全國民辦幼兒園的數量占比從1997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60%。日后成為全國或地方幼教龍頭的機構，大多在這一時期先后成立。

　　這一年史燕來和曹赤民的“翻斗樂”剛運營一年，在政策的鼓勵下，第二年開始了紅黃藍的前身——親子園。

　　清華本科畢業的王紅兵似乎早就注意到幼兒園的商機，研發出“幼兒園園長辦公系統”，4年后創辦了自己的幼教品牌紅纓教育，與其他開幼兒園的同行相比，賣園長辦公系統和教材，服務于幼兒園的紅纓，顯得有些另類。

　　北師大的博士程躍因潛能教育和“萬嬰跟蹤”電視欄目名噪一時，被家長要求創辦的金色搖籃幼兒園受到追捧，他現在還不知道，這一個小小的幼兒園將在18年后給他帶來8.57億元的驚人財富。

　　謝燕川女士創業有成回到廈門，投資千萬創辦小金星國際幼兒園，這座建筑面積六千多平方米、占地面積十畝的童話樂園般的幼兒園將在2年后正式開園，多年后她將榮獲“中國十大杰出民辦教育家”。

　　40歲的趙春梅已經是幼教理論屆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因承包濱州醫學院幼兒園在全國成為典型，北京市教委學前教育處組織近100名幼兒園園長來學習，4年后她將創立山東銀座·英才幼兒園。

　　此時的馬榮教育已經創辦10年，開始與美國“美中教育服務機構”合作，開創幼兒園故事課程研究，繼續引領高端雙語幼兒園。

　　更多的園長和教育從業者開始蘇醒，這十年，是中國的民辦幼教行業發展的“黃金十年”。

　　2008年以后，入園難問題集中爆發，客觀上導致了民辦幼兒園及其加盟園的急速擴張。

　　雖然民辦園在發展，但公辦園由于政府補貼，其低廉的學費和相對較高的教學保障，仍然是眾多普通家庭的首選。以北京市為例，2010年開始進入幼兒園的適齡兒童有42萬人，而能提供合規的幼兒園學位數約為24.8萬人。這意味著，學位缺口約為17萬人，“條子生”成為眾多家長面臨的問題。

　　入園難問題的背后是教育主管部門在用一個成型于20年前的管理模式和評價體系，應對著遠遠超過它管理權限的土地資源、戶籍、人口流動等問題。首先是土地供應問題，教育部門設立了幼兒園的軟硬件標準，包括獨立的場所、獨立的室外活動空間等。但隨著教育部門的管理職能窄化，在權力范疇內無法保證建園資源的供給，這直接造成了幼兒園土地的供給瓶頸，公辦幼兒園的發展遲遲跟不上。其次，規劃部門根據戶籍人口決定幼兒園興建數量，而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外來務工子女加劇了幼兒園的供給短缺。

　　在供需失衡的情況下，眾多民辦園迅速成立，品牌直營園也開始了加盟業務，以滿足龐大的幼兒入園需求。2008年-2015年，民辦幼兒園數量從8.2萬所增長到14.6萬所，增加6.4萬所，平均每年0.9萬所，而同期公辦園的數量僅增加3.5萬所。這一現象背后，是大量無證幼兒園、無證幼師、非合規園所。而各地主管部門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先滿足入園需求，再逐步改善園所狀況。即使存在問題的園所，如果強行關閉，大量幼兒無處上學還會造成社會影響。這又為后面的幼兒園安全埋下了隱患。

3. 資本

　　從生意的角度，我們來看看幼兒園的幾個特點：

　　典型的二三線城市幼兒園，200個孩子，學費1000元/月，一年收入200萬；成本主要來自工資、伙食、房租，如果按10個班，每班2教1保共3個老師，教職工約30-40人，工資成本約100萬，其他房租、伙食等約60萬；稅前利潤40萬左右。正常情況下利潤率20-30%，考慮到前期投入大概4-5年收回投資成本。

　　沒有暴利，但是持久穩定，現金流好。先付費后服務的商業模式，不受任何經濟周期影響。

　　場地是核心壁壘，競爭小。由于幼兒園是根據規劃興建，適合幼兒園的場地有限，占據場地資源，基本坐等收錢，且不用宣傳營銷，也不用擔心有競爭對手。（而其他類型教育如K12、早教，都需要宣傳營銷，且競爭激烈，對手可以在你門前新開一家）

　　如此理想的商業模式，自然會引來資本的青睞。同時，二胎政策也助推了資本對幼教的追逐。2011年開始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到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即將到來的新生兒大潮更刺激了資本的神經。另一方面，90年代創業的民辦幼教集團創始人，年齡普遍到了60歲左右，其子女留學居多，愿意接管幼兒園的并不多，想退休而無人接班的困境，使得被資本收購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默默生長20多年的幼教行業，終于迎來了資本的高光時刻。2015年，在A股投資并購的火熱行情下，紅纓教育、金色搖籃先后被并入上市公司，從此開啟了幼教資產證券化的大潮。上市公司陸續收購了全人教育、江蘇童夢、培基教育、徐幼集團、義務啟育等，21世紀教育、天立教育、博駿教育、博實樂等先后赴港股、美股上市，多家資本機構開始收購整合幼兒園并準備打包上市。

　　原本為幼師、園長、渠道商準備的幼教展會，各種投資機構蜂擁而入，“資本論壇”成了最火熱的會場。民辦幼兒園的創始人們發現，原本每年只有幾十萬利潤的幼兒園，一下子可以賣出10年的收益，稍微成規模的連鎖園，居然可以賣到上億。即使你對資本不熟悉有警惕，也耐不住一波一波西裝革履的投資人各種吹風。2015-2017這三年，幼教行業言必稱資本，其中有想借助資本促進行業發展的教育人，也不乏想借幼教大炒一把掙快錢的投機客。

　　資本助漲了人性的貪婪，上市公司和并購基金的狂熱也催發了幼教行業的亂象。從《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案的二審到三審，政策監管一直在時代變化和促進教育發展的道路上探索。2018年11月15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徹底杜絕了幼兒園的過度逐利行為：社會資本不得通過兼并收購、受托經營、加盟連鎖、利用可變利益實體、協議控制等方式控制國有資產或集體資產舉辦的幼兒園、非營利性幼兒園；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

　　但是，新政并沒有明確已經上市的民辦幼兒園，該如何處置。

4. 虐童

　　到這里，我們可以來談一談虐童的問題了。

　　首先，虐童不是紅黃藍幼兒園一家特有的問題，是廣泛存在于幼教行業的頑疾。在百度搜索“幼兒園虐童”有超過200萬條信息，有更嚴重的虐童事件曾經發生過。而紅黃藍因為上市和品牌效應，承載了公眾的憤怒，某個幼師個人的虐童行為被不知情的媒體無限放大，甚至以訛傳訛出現了性侵兒童等駭人聽聞的故事，造成了股價的暴跌，事實上最終的審判結果是單個幼師的虐童行為。之后紅黃藍立即整改，涉事幼師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其他更多的不知名的幼兒園，發生著同樣的事情，可能就不了了之，而我們也不會知曉。

　　第二，虐童肯定不是幼兒園用來管理兒童的方式，而是幼師個人的情緒發泄。再有情懷有素養的創始人、園長，也只是管理幼兒園經營的角色，與幼兒每天接觸的是2教1保的年輕幼師，但這同時暴露了幼兒園管理的缺陷。

　　第三，虐童不是現在才有的事件，而是長期存在的。如果我們看百度，簡直多到觸目驚心，只是當前時點虐童事件才被媒體充分暴露，引起廣泛關注。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幼師的虐童現象？

　　低收入、高壓力、低門檻是導致幼師群體問題的主要原因。出現虐童案的上海攜程親子園，幼師的月薪是2-3千，在二三線城市的工資更低。客觀說，幼兒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特別是6對以下，意識、自我管理、溝通能力等都很有限，這使得幼兒的服務具備很多困難和不確定性。即使作為家長，也很難時刻保持好脾氣，何況是每天、同時面對20多個孩子的幼師。曾有機構對北京市50所不同體制幼兒園的447名教師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出現明顯倦怠傾向的教師達一半以上，集中表現為疲憊不堪(88.5%)、擔心出事(86.7%)、焦躁不安(65.9%)，北京地區的幼師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不容樂觀。而師資來源更是問題重重，教育部統計，幼師學歷主要集中在專科水平，占總數的56%，另外22%的教師只有高中及以下文憑，而以初中生為招生對象的中專幼師和職高幼師招生線多在普通高中以下。一群學習不好、普通高中升學無望的學生，轉身就成為了教師。

　　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國幼師的缺口仍達300萬。這就導致即使像攜程這樣大企業的親子園，也只能招無證的幼師。

　　低收入、高壓力，畢業生不愿從事幼師工作，只能降低幼師門檻——出現幼師虐童事件。所以，嚴懲紅黃藍、攜程，并不能解決問題，必須從提高幼師群體的師資和收入待遇著手。

　　收入待遇的提高無非兩方面，政府補貼和提高學費。目前公辦園和普惠園的學費和補貼是政府制定，這對政府財政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開支。2017年北京在園兒童41萬，北京政府補貼1000元/月/生，按80%普惠則需補貼款30多億，全國其他地區政府的補貼缺口更大。至于更多的民辦園，學費普遍在1000-2000元/月，雖然是自主定價但實際也受到限制，學費提高的空間有限，且增加的收入有多少會用于師資，仍然是個問題。

　　而最新的民促法要求普惠園占80%，意味著有7成的民辦園將被改造成普惠園，減輕了家長負擔，也抑制了資本的過度逐利，但是對政府是更大的負擔，同時有大量偏高端幼兒園將被普惠化改造，帶來新的問題。如某二線城市的高端幼兒園，由于被劃入普惠園，學費由5000元降為700元左右，雖然普惠園有政府補貼，但遠遠不足以覆蓋高端園的成本，園所只能消減成本，而最大的成本是師資，學費雖然便宜了，但家長很擔憂教學質量。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幼兒園的利潤空間被急劇壓縮后，民間投資幼兒園的意愿降低，經營者沒有動力和資金提升教學質量，收入被限制，只能去降低成本，導致師資投入進一步降低。

　　為了解決虐童問題，在提高師資水平和收入待遇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難題需要解決。

5. 路在何方？

　　2018年11月，國務院發布監管新政，徹底斷絕了幼兒園資產的上市之路，也針對行業做了很多規劃：優化布局，提高公辦園和普惠園的占比；加大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包括保障優勢地位和待遇、完善培養體系、嚴格教師管理）；完善監管體系等。

　　幼兒園從轟轟烈烈的“資本”熱潮中逐漸冷靜下來。

　　在經歷了充滿風波的一年后，紅黃藍的凈利潤由2017年的710萬美元轉向2018年的虧損180萬美元。2019年2月，紅黃藍宣布更名為“GEH Education”，最新的業務也正在向0-6歲的學前一體化教育布局，2B服務和素質教育成為重點方向。

　　中國的幼教行業，也正在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最新民促法和《意見》的出臺，限制的是過度逐利的資本和不規范的園所運營，而對于具有龐大需求基礎的幼教行業而言，民營機構在面臨挑戰的同時，新的機遇也在不斷涌現，“需求導向和政策鼓勵”應當是重點探索方向。

　　80%的普惠園對應廣袤的園所服務市場。目前全國幼兒園數量約27萬家，未來80%的普惠園即21萬家，政策明確支持“與民辦學校簽訂協議，以購買服務等方式，委托其承擔相應教育任務，且政府撥付相應經費”。紅黃藍相關負責人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將重點服務于普惠園。最近的投資市場上，服務園所的項目依然很受關注，如專注于直播雙師課堂的聯邦在線。

　　素質教育越來越受到政策和家長的重視。在幼教的校內教育受到政策多項限制的同時，校外教育愈發豐富，特別是以STEAM為主的素質教育。而在強調個性化教育的現階段，素質教育被寄予厚望。紅黃藍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迅速拓展了藝術培訓、體育/體能培訓、國學、英語培訓等。

　　小而美的高端營利型幼兒園仍然供不應求。隨著需求分化，部分家長對高端幼兒園的需求仍在增長，投資回報率高。但20%營利型幼兒園中的高端園，由于商業用地和特殊區位限制，很難復制擴張。例如北京國貿某高端幼兒園，月收費超過1萬元，家長需要提前一年排隊報名。

　　“教育的本質是激發，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追逐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時代發展中，對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教育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行業和公司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只有政府、投資機構、經營者和家庭的相互激發，才能推動幼教行業不斷成熟和進步。

　　(本文作者：信口說。作者曾任職于和君資本，參與多起教育行業投資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