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多知

　　作者|gzmz

　　編者按：本文為多知約稿。作者認為，教育投資回報率的下降，實則是兩個長期存在問題在當下被集中放大的結果：其一，學歷反映能力的失真越發暴露;其二，投入系統(學校教育系統)與回報系統(商業就業系統)的錯配日益加劇。真正的破題之道，不在于修補某一環節，而是要重新定義教育投資的“分子與分母”——我們究竟在投什么，又應期待怎樣的回報。唯有以人為本，看清教育的全貌，方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01

　　學歷對能力的反映本就失真，如今被徹底暴露

　　這幾年，“教育投資回報率下降”成了高考季的熱議話題，但多數討論僅圍繞著就業難、文憑貶值、熱門專業飽和等現象層面。那背后是什么呢?在投資視角下，教育是一種工具，是家庭投入時間、金錢、精力，試圖換取未來經濟收益的手段。而經濟收益的本質，源于社會對人才的供需關系。

　　教育的投資回報率，是由其所嵌入的供需結構與篩選機制共同塑造的。而作為核心關鍵詞的學歷，本就不是能力本身，而是社會在發展紅利期采用的一種粗略、但行之有效的篩選手段。

　　這套機制曾經極為有效。從1977年恢復高考開始，中國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發展—缺人—靠學歷分發人力”的正循環。無論是80年代體制單位的統一分配，還是90年代后市場化企業的爆發增長，學歷都意味著門檻、身份和可預期的上升路徑。2001年加入WTO后，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教育供給隨之擴張——1997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僅100萬人左右，到了2010年已達650萬。但即使如此，社會對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仍供不應求，學歷在人才市場上仍保持強勢定價權。

　　彼時的用人邏輯很簡單：是不是本科，是不是211;是不是研究生，是不是海歸。這種粗糙但高效的篩選方式，在發展紅利豐厚的年代，被視為教育投資高回報邏輯的基礎。

　　但進入2015年前后，邏輯開始反轉。首先是需求端下降：經濟增速從“雙位數”降至“中速檔”，新增崗位放緩，尤其是傳統行業的結構性收縮使得“白領崗位”不再普遍增長。當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750萬大關，但整體新增就業崗位趨于瓶頸，企業不再急著招，而是挑著選。

　　與此同時，企業對學歷的信任也在削弱。學歷作為能力的“代替信號”開始變得越來越失真——本科學歷不能代表本科四年是否荒廢，研究生學歷不能說明三年里是否真正成長，海歸身份也無法掩蓋語言和實際工作能力的短板。過去我們說“學歷無用”，是因為有些小老板沒讀書也掙錢;而現在的“學歷無用論”，更像是學歷原本就只是對能力的粗糙描述，如今被更復雜、更細致的用人需求徹底揭穿了其局限性。這也是為什么，如今企業在看學歷之外，更看項目經歷、實習經驗等補充信號，為的是拼湊出一個人的真實能力畫像。

　　市場對人才的驗證方式正在進化。從“學歷+筆試”到“作品+實操+項目”，從“統一考試”到“多維評估”，人才篩選機制越來越復雜，越來越精細。企業需要的是能上手、會解決問題、懂系統協作的人，而這些能力，恰恰不是靠高考、考研能直接篩出來的。因此，學歷雖然依然重要，但已不再具備自動溢價權力，而更像是一種基礎門檻或入場憑證而已了。

　　但，這是學生的問題嗎?不，是兩個系統間的問題。

　　02

　　背后的原因：在A系統投入，卻在B系統拿回報

　　教育回報率的下滑，表面上看是學歷貶值、學生能力不足、熱門專業飽和，實則更深層的邏輯在于：我們把教育投資壓在了一個系統里，但回報卻要從另一個系統里去拿。

　　教育投入發生在學校教育系統，而產出卻要通過商業就業系統來兌現，這兩個系統本質上并不統一。它們的運行邏輯、評價標準、反饋節奏、資源偏好都不同。教育回報率的落差，說到底，是兩個系統之間錯配所導致的“對不上口”的結構性問題。這種錯配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節奏錯配與目標錯配。

　　【節奏錯配】

　　學校教育系統是一套線性、封閉、周期長的機制，以“年”為基本單位運行，一門課程的更新往往要經歷規劃、論證、審批、試點等多個階段，課程結構、教材內容甚至整套專業設置往往多年不變。這套邏輯強調的是穩健、通識、并分階段推進，符合長周期培養的節奏。但商業系統的運行方式截然不同，它是非線性、高速迭代的開放系統，變化不以年為單位，而以季度甚至月為單位推進。需求剛冒頭，崗位已經設立；技術剛落地，舊技能便被淘汰。組織必須不斷試錯、調整、壓縮反饋周期，才能在復雜環境中維持競爭力。

　　正是這種節奏結構上的不對稱，讓教育與職場之間的斷層愈發明顯。學生從學校走出時，往往掌握的是幾年前設計的知識框架，而企業所需的能力、工具與視角早已更新。比如AI產品經理、AIGC內容運營等崗位，幾乎不存在于當前高校課程體系中。于是，學生還在學校完成一套線性培養流程時，企業已經切換了多個版本了。這就導致所學內容天然滯后，畢業即脫節。

　　【目標錯配】

　　除了節奏不同，學校教育系統與商業就業系統在“目標”上也存在根本性的錯配。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傳授知識并建立基礎能力體系，其評價體系圍繞考試成績、論文寫作、課程完成度等指標展開。在這種體系中，學生要做的是理解已有知識并按要求輸出，其路徑清晰、標準明確。

　　而商業系統的目標則完全不同。企業不關注你“掌握了多少知識”，而關注你“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工作場景復雜多變，問題往往沒有標準答案，更不一定有明確邊界。企業希望招聘到的人能識別問題、拆解任務、快速落地，哪怕不完美，也要可執行、可推進。

　　學校強調“學得好”，企業要求“做得成”，在標準與實踐之間，變得難以彌合。于是，在教育系統中表現優異的學生，未必能在職場中勝任復雜任務。他們在學校中訓練的是“如何被評價”，但企業更關心“是否能創造價值”。這套目標錯配，讓原本就處于兩個系統的“教育投入”和“經濟回報”，進一步失去了直接的對應關系。

　　【為什么現在這個錯配被顯著放大】

　　實際上，這種錯配并不是現在才出現，只不過以前沒有這么顯性。一方面，過去兩個系統之間的差距沒那么大——商業系統的復雜度相對較低，很多崗位本身不要求很強的即時產出能力，而學歷作為一種粗略篩選工具還能發揮效用。 另一方面，過去的商業系統其實在默默“遷就”教育系統。企業普遍接受“培養成本”：應屆生可以慢慢帶、慢慢養，只要基本素質過得去，三五個月后自然能上手。很多企業甚至把“學歷背景”當成預設的容忍理由：雖然學生可能經驗不足，但畢竟是清華/復旦/人大畢業的，多給點時間總行。

　　但現在，情況變了。經濟的變化使得商業系統本身也在承壓——技術變革劇烈、組織去肥增瘦、用人成本升高，使得企業對“立即能產出”的人才的需求大幅上升，企業也無暇顧及教育系統了。此外，高校擴招疊加學歷通脹，讓“基礎素質過關”這件事本身也變得不再稀缺。這就使得，企業在招聘時，越來越強調“你能不能現在就用”。

　　學歷反映不了真實能力，教育系統與就業系統錯配嚴重，那么也許要追問：是不是這場“教育投資”的游戲已經無解了？

　　03

　　以人為本，是根本解

　　要破解“教育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的困局，需要我們突破現有視角的局限：在投入端，不再將教育僅限于應試體系之內；在回報端，也不必將成果單一綁定在就業市場的即時反饋。

　　我們已經習慣把教育投入綁定在成績、考試、名校概念上，把教育回報簡化為“學歷轉化為工資”的線性路徑。但這個模型，在今天顯然難以為繼。

　　真正值得投入的，不應只是知識、分數和排名，而是那些貼近“生命本體”的能力建設。投入到體魄上，是關注體能、睡眠、運動素質的打底；投入到審美上，是通過音樂、美術、舞蹈打開感知與表達的空間；投入到人格與社交中，是在協作項目、真實互動中培養溝通力、共情力與主動性；投入到心理系統中，是建立一個面對壓力、自我調節的內在機制。這些維度，或許短期內無法換來高考加分，卻是一個人長期成長與抗風險的真正資本。

　　同樣，我們也要重估“回報”該看什么。不應只盯著一紙offer的薪酬數字，而是更看一個人是否能健康地、不抑郁地走到18歲，是否在大學的迷茫中有自己的判斷，在高壓的工作中有身體去扛，在重大人生選擇面前有自信與擔當。這些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產出”，卻是生活中最真實的底層能力，是撐得住長周期不確定性的韌性指標。

　　教育真正的回報，從來不該只是考上什么、掙多少錢，而是能不能活得穩、走得遠、挺得住。它意味著一種內在秩序的構建，一種在劇烈變化中保持自洽的能力。從這個視角重新審視教育，就不再是為某個系統“交付人才”，而是幫助個體塑造人生的深層力量。教育的時間尺度，也應從“立竿見影”轉向“深積厚養”。

　　正如杜威所說：“教育即生活本身，而非為生活做準備。”在這個供需劇變、系統失衡的時代，我們更應以此為錨，重估什么值得投入，什么才是真正的回報。唯有如此，教育的投入與回報才不再是被撕裂的兩端，而能在一個更貼近生命貼近人的維度上，實現投資回報率的最大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