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教育行業機遇與挑戰并存的一年。
2019年教育行業的八大趨勢
文|管丟丟 馮瑋 余甜 孫穎瑩 徐晶晶
為期兩天的GES 2019未來教育大會已結束，在會上，中外嘉賓滿滿的干貨給參會者留下深刻印象。從會上，多知網看到了八大趨勢。
針對校外培訓，傳統線下機構擁抱互聯網，在線企業在下沉市場尋找著新的領地。
不管線上還是線下，對科技的探索永無止境，科技遇上教育，將對教育場景和模式發生顛覆性影響。AI技術不再停留在輔助階段，開始深入全鏈條中。
素質教育熱火朝天，在投資人看來，素質教育分為素質啟蒙、素質成長、素質專業三個階段，不同階段要解決的客戶需求問題和供給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
一個新的趨勢是，家庭教育成為低齡教育市場熱門賽道，但是行業也在思考如何突破家庭教育的天花板。
在學校教育中，隨著新高考改革的實施，考試科目、計分方式、教學模式乃至錄取模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適應變化，學校、老師、學生、家長都需做出應對機制。
以下為GES2019未來教育大會中透露的八大趨勢：
一、下沉市場：在線教育如何落地開花？
在線教育通過五年的發展已經快速成長至千億規模，各類在線教育產品也在市場上尋找著屬于自己的位置。
但在線教育市場接受程度雖然大幅提升卻主要集中在高線城市。可以看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在線企業在十分分散的下沉市場中，尋找著新的“領地”。
51Talk在其發布的《全國青少兒在線英語學習行為報告》中提到，2017年51Talk非一線城市的新付費學員是一線城市的1.3倍，且該數字是2年前的4.7倍——下沉市場的力量可見一斑。
一、 一二線流量紅利消失，獲客成本高昂；
二、在線教育市場經歷了5年成長期，在技術和服務端已具備覆蓋更多城市的能力；
三、資源不平衡催生了更多需求。
在GES2019未來教育大會上，輕輕家教創始人劉常科認為，之所以在此刻可以談論下沉，是因為產業分工更加明晰：“一線招生和相關服務交給當地，所有的教學教研以及授課這部分被后端標準化了，從而使得教育真正從產業鏈的角度完善了跨地域的分工，得以規模化擴張。”
在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出現了雙師直播、在線班課、在線一對一等多種在線教育模式實現了需求端的下沉。而在關注需求端下沉的同時，也該關注到供給端的下沉，“正因為有了供給端的下沉，才有了重構產業成本結構的機會。”劉常科說道。
目前，面向市場，在營銷層面最常見的方式有：
一、以產品為核心，向目標人群通過瘋狂補貼、降價等方式進行刺激引導。
二、大屏傳播——電視在下沉市場依然“吸睛”。
三、增設戶外體驗店——面對面直接突破。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又如何將高線城市的資源復制到低線城市？
輕輕家教選擇了一個看起來比較“重”的模式：在全國58個城市設立直營分公司，用當地的團隊為當地家長服務，劉常科介紹目前輕輕家教已經可以為下沉家長提供三個產品：跨城在線教師輔導，同城在線教師輔導，同城教師上門。
東方優播CEO及北京學校優能中學部總監朱宇介紹，東方優播正在走本地化小班模式，他指出K12教育階段培訓訴求大多依然是中考和高考。但在學生不同階段、不同程度的學習情況依然不同，家長支付能力不同，為孩子選擇的教學產品也會有一定差異。
“不同的城市基本上是不同版本教材，相同版本的教材也有教學難度、教學進度、教學順序的不同，順序、難度都相同，期末考試、期中考試基本上都是各個城市自己教育局的教研員去出題，教學的東西真的是一個很個性化的東西，你會發現當地的風格有可能會和別的城市不一樣。”
朱宇認為在內容上需要考慮本地化：“要下沉的時候是需要去考慮的，如果沒有做好的話，你會發現家長一開始可能會接受，隨著孩子在期中考試、期末考試的成績不能夠立馬顯現出來的時候他可能要著急，他就開始提出這方面的訴求了。”
打入市場的方式還有很多，在這片藍海中，機會豐沛依然。
二、OMO，傳統線下機構擁抱互聯網的重大機遇
OMO，已然成為2019年教育行業熱詞之一，更有上升到下一個教育主戰場之勢。
OMO是什么？業內普遍公認的對于OMO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2017年。當時，創新工廠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提到：“未來世界即將迎來‘OMO’（Online-Merge-Offline線上與線下融合）的時代，而中國的發展速度相當驚人，將有望在全球范圍內首先實現OMO。”
落實到教育行業，大致就有了線上教學、線下服務；線下教學、線上服務；以及線上教學和服務同時兼具線下的教育和服務三種形態。不管是那種形態，都可以看到線上線下的教育方式在這里進行了打通和融合。
“我覺得OMO對線下教育機構來講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機會。線下教育可以通過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線上和線下融合新模式去思考我們未來用什么樣的方式，能更好地去服務客戶，給客戶帶來價值。在線上和線下融合過程中，實際上是可以‘揚各自之所長，避各自之所短’。”在GES2019未來教育大會上，京翰教育董事長兼總裁喻烜提到。
圍繞著OMO，諸如京翰教育、樸新教育、精銳教育等傳統線下機構也進行了各自的探索。
京翰教育的探索模式是通過一個全新的學校組織，將線上跟線下的場景放在一起（一對一的教室、一對多的教室、階梯教室，雙師課堂等教育形態，都融合在一個校區里）。但是家長跟學生不負責選擇學習的內容和教學模式，而是由學校通過對于學生和家長的充分了解后幫他們選擇。同時，線下也有京翰的師資和學管師，為他們服務。
樸新教育的努力主要體現在供應鏈的數字化上，這個數字化沒有標準化的共識，而是細致地針對每一種班型、每一個老師去做數字化。落實到環球少兒層面，樸新教育聯合創始人、環球少兒總裁張詩童提到，其主要通過先打磨出產品、然后通過城市合伙人進行線下推廣。
“我覺得OMO除了產品層的OMO之外，還有整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OMO。”張詩童提到。
精銳教育的探索模式目前是以線下為主，然后把一部分環節放到線上。目前，線上的環節主要是諸如批改作業、家校溝通等相對輕度的環節。焦典提到了線下個性化1對1搬到線上1對1，同構模式（班型一致。），異構模式（班型不一致）三種階段。“精銳目前是接近第一種。”
三、教育+AI，下一步將探討更多的分工合作和全鏈條整合
在GES2019未來教育大會上，網易有道首席執行官周楓提到，作為一家技術導向的公司，有道早在2008年就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做了國內第一個機器翻譯系統，該系統于2017年升級成基于人工智能的NMT神經網絡的翻譯系統。與此同時，2019年也是有道重壓硬件教育產品的一年。
“我們總體是基于用戶的需求來落地AI技術的思路。做硬件產品雖然很苦，把AI用好要花很多功夫，但最后是值得的，這是我最大的體會。”周楓提到。
同樣，有著“AI教育第一股”稱呼的流利說，自2012年9月成立至今，已經在人工智能+英語的領域探索了七年。
“七年時間里，我們有大量的經驗積累，包括英語的語音識別、評測、音素音節級別等等。也積累了巨量的用戶英語數據。基于這些數據，在過去一年里，不論是在打分算法，還是在一些個性化自適應上，流利說都有比較大的突破。”流利說聯合創始人兼首席技術官胡哲人提到。
另一方面，對于教育屬性更加強烈的公司而言，在人工智能的研發投入上同樣不遺余力。
據好未來AI工程院負責人楊松帆介紹，好未來在教育上研發上投入很大，到目前已經有超過6000名技術研發和教學研發人員，年均研發經費超過10億元。
“我們有400人的團隊規模做AI相關的研發。好未來在未來的五年內每年都會投入上億的資源來做AI研發，并且每年投入量會逐漸增加。”楊松帆說。
掌門教育聯合創始人吳佳峻也提到，掌門教育的很多AI技術都是基于掌門自身平臺進行自主研發的。
多知也曾在《變革與新生》一書中記錄過，早在2015年，掌門由于前期教研投入和資本風向變動陷入生死危機之時，掌門教育創始人兼CEO張翼就決定將公司轉向技術驅動，通過打磨內容、技術等來做重后端、做輕前端。
正如各家探索不斷，人工智能技術也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得到發展，眾人對其認知也更加的深化。AI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教育輔助的邊緣階段，而是開始深入到教育全鏈條當中，與各個教育環節進行著密切的分工合作。
“我們除了硬件之外我們也關注怎么把我們的在線課的產品和AI有更好的結合。”周楓介紹了有道智能筆的案例。
在胡哲人的介紹中，AI技術已經在流利說的C端產品中有了諸多落地性的深入應用。
“在個性化和自適應這塊，流利說在系統課中，一直有一個在線測的產品達爾文英語，這是一個Fully adapted的個性化推題。在英語學習者每個里程碑之間，可以根據學習者本身的學習能力，以及類似的學習者大概的成長路徑去做個性化學習。”胡哲人提到。
“我們將AI融入到學生的鏈條當中，這是跟我們教學場景比較契合。”吳佳峻同樣證實了這點。
而對于好未來來講，這種全鏈條的深入配合則可以體現在對內、對外兩個層面。
對內，線下雙師小班AI，和線上的AI互動課，在線直播大班這三個業務是好未來AI工程院當前的三大重點。
圍繞這三點，楊松帆在采訪環節對多知介紹稱，在直播大班里，工程院會更加圍繞老師在上課直播的時候做賦能，比如如何實時的了解到學生的反饋，并且及時地做出授課調節，同時進行個性化關注；在線下AI小班中，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教學內容，教材版本，再加上不同學習水平的學生。雖然目前AI課能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從數據上看來，略好于傳統的面授模式；工程院也在同步開始探索AI的在線互動課程，更加關注如何讓內容的課程內容多樣化、智能化。
對外，在好未來AI開放平臺上，除了將AI的能力、基礎設施、脫敏的數據等對外開放之外，楊松帆介紹稱好未來開放平臺還希望將一些業務場景開放出來，讓教育行業的從業者參與整個產品升級的閉環。
不過，對于人工智能技術來講，在教育行業究竟可以提升多大的效率、價值如何最大效能的發揮？如何判斷哪個技術才是最適合學生學習、老師教學的？在經濟利益之外，能否在道德和倫理層面上正確使用技術，都是未來有待解決和解決的關鍵。
四、5G+教育：教育形態顛覆性變革？
技術加持是教育發展重要的助推器，5G無疑是今年最熱的詞之一。
今年六月，工信部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發放5G商用牌照，標志著我國正式跨入“5G時代”。
根據ITU(國際電信聯盟)定義，5G網絡將實現三大應用場景：eMBB(增強移動寬帶)、eMTC(海量大連接)、URLLC(低時延高可靠)。
當5G遇上教育，將對教育場景和模式發生顛覆性影響。
GES2019大會上，有觀點認為：“5G絕不是單獨的技術突破，而會與多種相關技術結合進行創新。”
一個最顯性的體現在于與AR、VR的結合。VR技術現存的問題是設備笨重、傳輸有延遲、體驗不佳。5G來臨后其低延時、高帶寬的特性可以將基于設備的計算和傳輸能力云化，縮小設備體積；同時，還可以解決清晰度不佳和眩暈問題，優化觀感體驗。
未來可能出現的場景是，學生在任何場景都可以隨身穿戴增強現實的眼鏡，通過畫面出現的虛擬真實場景進行沉浸式、趣味性學習，讓線上課堂無限接近于線下教室。例如歷史可以暢覽古今中外，消防、地震等課程可以“親身”體驗。
這意味著學生理解世界的方式會有根本性不同。
課程體驗真實感外，5G+VR所實現的全息投影的另一個利好在于可以實現萬物互聯，實時連接全球學生。
如今的在線直播技術雖然使得國內外的孩子可以一起上課，但互動感仍有欠缺。未來通過云渲染技術，可以投影出“真實”的同伴，擁有面對面的體驗感。例如學習交響樂的學生，就可以實現和全球的音樂專業學生共同舉辦一場音樂會。
進一步來看，技術的提升更有利于促進教育公平。
《2018年教育信息化2.0》提到“三全兩高一大”，三全指教學應用的全網式覆蓋、學生應用全學生的覆蓋、數字校園的全學校的覆蓋。“這不僅僅作用于北京，而是覆蓋更偏遠的地區。”中國電信北京公司副總經理項煌妹表示。
第一，5G的加持可以加速教育技術在農村的普及，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活生生的“真人”老師出現在講臺上，讓優質師資以更好的方式惠及農村教學，縮小城鄉差距。
第二，5G+AI可以更好地把握學生掌握情況，實現個性化教學。由于傳輸信道不同，5G實現后教師的感知和處理能力都是實時的，配合AI技術對學生的面部、姿勢等進行識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實現實時記錄并做到及時反饋，達到更好的平衡。
第三，5G周邊智能設備的交付可以改變農村教學方式。“現在的可穿戴頭盔、眼鏡可能都是過渡產品和方案，未來我們會擁有更智能或者更無感的設備，改變教育的形態。”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助理副總裁兼杭州新東方學校校長吳曉飛表示。
然而，技術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倫理道德問題，5G同樣不可避免。項煌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技術和教育在倫理方面的融合需要進一步加強。懂技術和懂教育的人有時候看法可能有差異，有些事從技術人的角度看可能就是理所應當，例如前段時間的小學生“頭戴金箍”一定是技術人的想法，而不是教育者的初心。所以需要技術與教育更好的結合。
此外，新技術的出現首先需要包容的姿態。需要先實現5G試點創新，再在試錯過程中找到技術和倫理間的平衡點，才有可能更好地打開未來。
五、家庭教育：低齡賽道新紅海？
家長皆焦慮，焦慮即剛需。
2019年6月，教育部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其中特別提及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強化監護主體責任，家長要樹立科學育兒觀念，切實履行家庭教育職責——國家宏觀政策指揮棒在家庭教育中所給出的方向，已愈發清晰，家庭教育市場正變得更加熱鬧。
有一種聲音認為：“家庭教育馬上會成為下一片紅海。”
在GES 2019未來教育大會上，新東方、好未來也分別召開發布會，在家庭教育賽道進行布局，但雙方的推進策略也稍顯不同。
新東方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發布多款家庭產品，內容涵蓋從學齡前至高中階段孩子的家長課程，還有針對家庭教育專業能力培養的系列產品；在教師層面，新東方內部將全面要求K12老師學習家庭教育指導師系列課程。
面向從業者，新東方已搭建“家庭教育指導師基礎必修課-家庭教育指導師高級認證培訓-家庭教育講師培訓-家庭教育咨詢師培訓”培養體系。
與新東方不同，此次好未來直接看向客廳場景，學而思輕課推出了智慧家庭教育硬件產品——學而思輕課盒子。
該產品將面向3-12歲兒童家庭，以高清電視大屏為載體，幫助學員在大屏收看課程并體驗三師體系服務，實現學習內容完整、人工智能學情報告反饋以及多終端跨屏同權，幫助家長了解孩子學習進度。
家庭教育風行的這幾年，線上和線下的家庭教育產品也愈發豐富。
目前較為輕的呈現方式是專家問答、輕課程、短視頻等線上產品，線上或線下系統班面向家庭端的內容則更系統，課程會圍繞理念型（家庭教育觀念的普及和輸出）；親子型（親子、家庭互動中的知識傳授）；能力型（益智、能力類學習方式傳授，具體方法論的幫助）；心理型，（家長心理建設，家長的自我成長內容）等。
產品雖然愈發豐富，但家庭教育賽道依舊發展緩慢。問題集中于：
一、標準化尚未統一，門檻過低水平參差，結果量化難以快速顯現。
二、家長付費意愿受學習目的限制。“家庭教育的產品要先面對家長然后再通過家長去給孩子輸出，同時家長還可能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并不能實時解決，就需要反過來再繼續學，戰線太長了。”某業內人士透露，即便家長有學習意愿，但能夠抽出完整時間系統學習的家庭還是比較局限。
三、行業存在天花板。
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會隨著年齡的上升而變得更加復雜：家庭雖然對于一個孩子的影響巨大，但伴隨兒童年齡上升，父母已經不再是影響孩子健康身心的唯一要素，這也意味著家庭教育市場的生命力和天花板，依舊沒有那么理想。
但無論是宏觀調控還是市場環境，家庭教育都在朝著一個新的方向加速奔跑。其中的難點早已顯現，顯然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給這個市場和參與者去慢慢探索。
六、素質教育：剛需化趨勢明顯
在寒意從年初貫穿到年尾的2019年，素質教育領域的“紅火”格外引人矚目。在STEAM、游學、少兒美術、數學思維等各細分賽道融資不斷、增長勢頭迅猛的格局下，“卡位”或許是這一年的年度關鍵詞。
這背后，政策是供給側前行的航向標。另一方面，在需求側，家長觀念與時俱進，對高質量素質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據《2018年中國在線素質教育市場研究報告》顯示，每年60%的家庭在孩子素質教育上投入費用超1萬元。
傳統觀點認為，素質教育具有非剛需性，往往充當應試教育的B角，但對新一代的家長而言，素質教育某種意義上也是剛需。
在日前的GES 2019未來教育大會上，鯊魚公園創始人、環球雅思創始人張永琪認為相較于應試教育的指標容易衡量、目標明確的特點，對于素質教育的學習，家長可能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孩子要什么。
基于此，火花思維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羅劍認為，學科類型的素質教育，在業務層面，盡量讓一些指標可量化、可視化。
天使和堅果派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中國營地教育聯盟副理事長陳蓉認為，游學類產品的門檻本身就篩選了用戶。隨著用戶年齡不斷增長，大部分孩子會走國際化路線，在洋高考的指揮棒下，剛需性也突顯出來。
夏加兒教育科技公司合伙人何濤表示，90后父母（其子女正處于素質教育的啟蒙階段）更富有個性，其成長伴隨著“以人為本”的倡導過程，在此背景下成長起來后，會更加注重多元化的個性化的選擇。
北塔資本創始管理合伙人沈文博表示，過去琴棋書畫這種技能類的素質教育，家長的訴求多集中在應試考級，以提升升學背景。而素質能力的培養則是讓孩子提前適應越來越不具確定性的未來世界。
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素質教育的用戶生命周期短暫，目前市場主要集中在3-8歲。
面對這一問題，張永琪認為可以往高年齡段拉伸。比如在低年齡段的時候，可以批量性地受教育，到了六七歲的時候有知識內容的學習。再往上，素質教育首先是分成偏個性化、小組化，這也對標著用戶成長的下一個目標，比如高考或出國。他相信未來對應的整個教育體制改革也會朝著素質教育去變，比如增加更多實踐能力的綜合評價等。
火花思維的大綱已經編到了12歲，再往上，羅劍表示，可能會舍棄。首先是因為不擅長，其次還是要看家長的認知。在學科上，可能家長更多注重的是課內的作業、中高考等。
天使和堅果派的游學和營地教育從3歲一直做到18歲。在低年齡段的時候，探索自然、探索世界；到中間年齡段，開始進入青春期，要探索自我；再大一點，用戶要探索未來，要找方向，要找大學，想去嘗試不同的職業方向。
在陳蓉看來，無論是游學還是營地，都不是一個教學內容，而是一個教學場景，其實孩子不管在哪個年齡段，隨著他的成長都是需要的，只不過注入的內容可能會完全不同。
夏加兒目前集中在3-12歲，將來會考慮往更多年齡段拓展延伸。因為不同的素質教育在不同年齡段有各自的需求。
透過沈文博的視角，素質教育最底層的是素質啟蒙，往上是素質成長，再往上是素質的專業或專家路線。但在不同的階段，其實要解決的客戶需求問題和供給的方式也不一樣。
“我們現在特別關心的是在素質啟蒙階段，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對低價的，讓他們先去試一試，但同時又是專業的。但到成長階段，它的量就比較大了，因為有些人已經選擇了，并且他覺得適合。但真正到專業層級的時候，看上去可能客單價比較高，但從生意角度來講，它并不是一個可以有效規模化的生意。所以，我們關注的還是中部是不是能足夠拉長生命周期，并且底部能夠提供一個廉價的供給。”
七、新高考改革：陣痛中應變前行
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高考改革首次被列入了中央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五年來，從浙江、上海的首批試點，到北京、天津、山東、海南的第二批試點，再到全國八省市的第三批試點，全國已經有14個省市開始了新高考。
新高考改革的核心之一是要改革人才選拔和人才培養方式。GES 2019未來教育大會上，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教育學院研究員秦春華指出，教育評價、考試評價以及在招生領域方面的評價，是當前基礎教育領域里面的“牛鼻子”，抓住了這個“牛鼻子”，就可以改變整個教育生態。
隨著新高考改革的實施，考試科目、計分方式、教學模式乃至錄取模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適應這些變化，學校、老師、學生、家長都需要面臨很大的挑戰。
在選科層面，科目的選擇也影響著大學專業以及未來職業，因此提前生涯規劃對于學生變得十分重要。
“新高考改革主要是選擇和學習時間排列的問題。以前，大量的學生更喜歡學習前置、選擇后置，面對新高考改革，很多選擇是需要前置的，學習是后置的，這個變化是很多學生和家長很難理解甚至是很難短期適應的。”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助理副總裁兼中學業務推廣管理中心總經理王專王專說。
從教培機構的角度出發，王專提到，以前培訓機構可能比較重視學生的學習，接下來選擇方面的輔助、輔導、信息的給予，這些會變得尤為重要。如果想去了解每一個學生，為他量身打造學習路徑，這需要大量的運算能力和處理能力，包括數據采集能力。因此，利用新技術幫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變得十分重要。
生涯規劃對于學生越來越重要，然而，很多老師并沒有接受過相應生涯教育，現在市場上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嘗試從生涯教育的角度提供解決方案。遠播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肖融表示，目前遠播教育便會給學校提供生涯教育解決方案，包括學生發展中心的建設、師資培訓以及生涯教育校本課程等方面。
在選拔標準層面，新高考改革增加了綜合素質評價，如何科學量化地建立素質評價體系，也是新高考改革推進的挑戰之一。
“綜合素質評價，最關鍵的不是求總分，而是形成一個可評價各種人才類型的門檻。”湖南師范大學測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楊志明認為。
雪松灣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試達測試研究院院長李文建也提到：“測評不應該是僅僅提供一個分數。”雪松灣的測評目前已經不再是單一知識點的測評，而是結合著新課標提到的知識、技能、能力、思維等維度來進行多維度、診斷性評價，可以針對個人、年級、學校、區域，都提供診斷報告。
“穩定可靠、有效、公平，這是建立測評標準時最關鍵的三個詞。”楊志明總結道。
八、教師多元化轉型，要跨界、要打破常規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教師專業化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
教師知識能力架構面臨重構：要擁有多重身份，不再只是教師，還必須是學業導師、心理導師、升學導師、課題研究導師、生涯規劃導師。
教師要具備多種能力，不能只會學科教學，還必須一專多能，指導能力、規劃能力、疏導能力、評價能力、研究能力等都要全面跟進。
以英語老師為例，在過去20年，我們國家在外語教師的培養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從原來學院式的、講解式的、灌輸式的、指令式的培訓走向了更加關注老師群體，基于問題導向、思路引領，支持老師的實踐反思。
在GES2019未來教育大會上，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張連仲教授指出，現代信息技術給了教學很大的發展空間，老師面臨著很大的不適應，他還習慣于自己教。但是現在英語強調交流互動，學了之后馬上就用。
教師下一步還需要更多的發展、變化，外語教育現在面臨著新的轉型期，測試、教材、課程標準，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到教師的培養我們普遍認為是中學校的老師，但其實大學老師的培養也一樣重要。蘇州科技大學教授吳紅耘指出，世界上最早的大學是1088年成立的，到現在已經900多年了，而教師成為一門專門職業，從1966年到現在已經50多年了，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是為大學培養老師的。
在新時代下，原有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在改變，教師的角色也在改變，對教師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總之老師需要跨界，需要打破常規。
要調整教學方法，必須因人而異、因材施教、因類制宜、因學定教、因勢利導，提供最適合學生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