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涉及的原因主要是目前學校往往只能購買企業提供的硬件,而購買教學等純服務項目的可能性較低,因為企業提供的服務是軟性的,對于如何定價,政策并沒有規定,所以學校考慮到風險問題不會直接向企業采購服務項目。
文 | 曹爾寅
自今年3月1日起,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門印發的《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正式施行,《辦法》對職業學校進行校企合作的合作形式、促進措施及監督辦法做出了規定,同時明確了校企合作的合作機制為校企主導、政府推動、行業指導和學校企業雙主體實施。
自“校企合作”形式的概念被提出以來,全國已經陸續組建了1400多個職教集團,覆蓋了90%的高職和70%的中職學校,吸引了約3萬家企業參與。
而《辦法》的開始實行,可謂是打出了正式的比賽發令槍。
在新入局的企業還在小心試探時,業內已經有了幾家提前下場的機構,有著多年校企合作經驗的達內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辦法》落地,達內教育進展如何?為此,多知網專訪了達內教育集團校企合作中心總經理高瑋。
院校業務占總業務的18%-20%
2017年,達內的合作院校共792所,本科院校和高職院校的數量各占一半,其中本科院校以二、三本院校為主,高職院校則以國家示范和骨干類院校為主。

高瑋表示,達內傳統的校企合作模式是實習實訓,近幾年則將重心轉到了專業共建上,包括云計算、物聯網、網絡營銷、大數據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專業,課程方向已經增加到22個,今年還將推進共建人工智能專業。
目前,達內院校業務占總業務的18%-20%,雖然并不是主力業務,但達內仍視這一領域為提升市場占有率和品牌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今年達內預計在院校合作業務上達到30%-50%的增長,其中不僅指的是院校數量的增長,還包括在已經展開合作的院校里擴展專業數量。”高瑋說。
同時,2017年,達內院校合作的學生達2萬人,這個數字預計在2018年會上漲到26000-30000人之間。
專業共建采用雙師模式授課
達內和院校的合作方式,通常是先建立人才培養標準,聯合制定教學計劃。其中,公共課、專業基礎課還是由原學校老師授課,達內的老師負責開設在大三、大四學期的專業核心課。
高瑋介紹,為保證對校企合作的教學進行有效的管理并保障其教學質量,達內組建了一支300-400人左右的教師團隊來專門負責高校授課,這支隊伍占達內老師數量的17%左右。其中,主講老師通過雙師模式進行授課,輔導老師則直接入駐學校,對學生進行面對面的指導。
“達內的主講老師必須具備5-8年的從業經驗,同時,學生需要通過線上教學平臺對老師進行打分,達內老師根據打分情況核算績效。”這一類專業核心課程分模塊進行授課,一般每個階段的課程900-1000學時,會由5-6個老師共同完成。
對于直接進駐到學校的輔導老師,達內則一般按照每100位學生配備一位輔導老師的比例進行派駐。
此外,達內正在推進產學研模式,將企業真實的開發需求和課程內容相結合。
“在最后一到兩年,達內會將自身的軟件外包業務交給專業共建表現優異的學生,由項目經理帶領完成,同時發實習工資,這也讓學生在畢業前就具備了1-2年的工作經驗。”
據達內的官方數據,達內和黃淮學院共建專業的學生,平均起薪在6800元。
障礙:技術迭代遠超教育部專業目錄更新速度和經費問題
高瑋介紹,除共建專業外,還有一種校企合作模式是共建學院,其中又包括兩種形態。
其一是虛擬學院。這種情況一般源于企業在一個學校合作共建了多個專業或者跨專業項目,通過整合多個專業,建立虛擬學院,可以便于學生的管理和對外宣傳。
其二則是真的建立實體學院或大學,但目前此種模式進展較慢,需要考慮的維度較多,尚沒有成熟案例。
“雖然促進校企合作的辦法出臺了,但具體的實施細則還沒有發布,所以對于共建實體學院這種‘重模式’,機構還在觀望之中。”
高瑋透露,達內計劃今年和學校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共建學院的項目。
此外,校企合作的障礙還在另外兩個方面有所體現。
首先是技術的不斷迭代遠遠超過了教育部專業目錄更新的速度。目前校企合作的應對形式就是在專業后面加上新的方向,即跨領域專業,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學生在教育部目錄更新前就接受對應的專業課程。
其次是經費。高瑋表示,目前達內的校企合作中有兩類學生,一類屬于專業共建的學生,他們集中在山東、內蒙、江蘇、甘肅和吉林部分院校,因為這些省份的政策允許學校對校企合作的專業進行高收費,多收的費用則會支付給企業。但更多的省市目前在政策上不允許高收費,需要靠學生自主交費,這些地區的校企共建招生手冊上,往往會注明校企聯合辦專業,收費標準另行規定,而沒有具體的數字。
這其中涉及的原因主要是目前學校往往只能購買企業提供的硬件,而購買教學等純服務項目的可能性較低,因為企業提供的服務是軟性的,對于如何定價,政策并沒有規定,所以學校考慮到風險問題不會直接向企業采購服務項目。
“如果未來有一天國家既鼓勵學校采購服務,又對服務定價的標準和采購的原則作了細則性的規定,那這個障礙真的就徹底的掃除了。”高瑋說。
由此可見,當前中國校企合作領域在摸索中,似乎未能完全擺脫“面上合作多,深度合作少”的困局。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學校、企業該怎樣加強交流使合作更加深入,怎樣找到學校與企業利益雙贏的切入點、結合點?這仍然需要業內的深入思考。(多知網 曹爾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