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俞敏洪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上提出兩條提案，其中一條是關于高考改革的--他建議高考進行全國統考。對于教育部官方給出的答復他并不以為然，他堅持認為高考制度距離他高考那會沒有任何進步，反而被人為的復雜化了。

        俞敏洪說：“我們許多政協委員聯手像中央提出建議，其實是在給教育部幫忙。我們作為監督者是有權力像政府提出建議和質疑的，國務院副總理不敢不管。”俞敏洪笑著說，他們每次都會給我答復，盡管這些答復通常都是些“我們已經充分考慮到了你的想法，認為你的建議有合理的因素，未來我們會盡全力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諸如此類。

        異地高考的方案是臨時抱佛腳

        俞敏洪直言：“跟幾十年前我參加高考那會比，我認為高考制度沒有任何進步。”

        就“高考改革”的提案中第一條“全國統考”的建議，俞敏洪曾和教育部的領導進行過數輪的討論。對于教育部的答復，比如：要考慮試卷安全、區域差異等，俞敏洪認為這些理由他不能接受。俞敏洪說：“當下有很多全球范圍的統一考試，比如美國的托福和英國的雅思，沒有聽說他們有泄題的情況出現。他們有非常成熟的考試管理體系。另外，借鑒全球范圍內的考試慣例來看，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決定學生命運的考試是分為十幾種的。”

        每年中國大陸的高考大約會出現近20套不同的試題，約有10多個省份共同使用大綱版或課標版的試題；而北上廣及一些教育大省如山東、江蘇則進行自主命題。這就使考生最終不得不面臨在居住地讀書，卻必須回到戶籍地參加考試和錄取的情況。“如果沒有異地高考、沒有高考移民的話，我是不反對分區域考試的。”俞敏洪說，他真正擔憂的是，一旦一個全國性的異地高考政策出臺后，卻把公民人為的劃分成三六九等，這種劃分會導致更加嚴重的不平等。

        “(目前)異地高考的方案就是臨時抱佛腳。”俞敏洪無奈的搖頭：“中央說要出臺異地高考的方案，于是地方紛紛表示我們的方案出臺了。可本質上，這些方案卻沒有真正解決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

        農村孩子應享有進名牌大學讀書的平等資格

        提出全國統考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俞敏洪還特別考慮了農村孩子的讀書問題。沒有一個和城市孩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促使農村孩子。據新華網2011年8月的報道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云杉統計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為什么現在農村孩子進不去名牌大學讀書？俞敏洪分析說：主要是現在城鄉之間的差異、城市間的差異過大導致的。“是農村孩子本來就比城市孩子笨么？當然不是。”俞敏洪稍顯的有些激動，前不久他碰巧跟另外一位政協委員討論過這個話題。對方認為一些西部地區的考生被名牌大學錄取，然而分數卻只達到該校平均分的一半。俞敏洪憤憤的說：“這也沒有什么不對，中國不就是平衡教育么？”

        歸根結底，是因為對于農村學校的資源投入就明顯低于城鎮水平。俞敏洪指出：“我們現在教育投入存在的問題是：越優質、名牌的學校，就越容易獲得政府的關注和投入。為什么？因為政府工作人員的孩子都在這樣的學校學習。如果我孩子學校的校長找到我、讓我贊助學校一筆費用，我能不給么？這些政府官員手里沒有錢，不能直接提供金錢上的資助，那他們手上有什么？權力。”

        俞敏洪認為占GDP總數4%的教育投入，如果更多的傾斜給農村或者偏遠地區，在保持現有城市教師薪水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農村教師的工資水平，必然會吸引更多的城市教師開著車去農村給農村孩子上課。這樣農村的教育資源和城市就趨于平衡了。“不過高考時還是不能給農村孩子加分。”俞敏洪半開玩笑地說，“否則大陸的城市孩子都要變成農村孩子了。”

        當下對教育、出版和媒體的控制是不合理的

        3月8日，俞敏洪對媒體表示，國外很多企業家愿意把錢捐出來做教育，建一所大學，比如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都是企業家私人捐建的。面對鳳凰網教育的提問，俞敏洪說：“中國大陸之所以很少有企業家愿意捐建大學，是因為當下的教育和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大陸政府對教育、出版和媒體的控制，及政策的不明朗，會打擊那些希望在民間辦學的企業家的積極性。“特別像80年代的民營企業。”俞敏洪說，80年代大家對民營企業的投入都是有所保留的，因為不知道政策什么時候會變。現在企業家對民辦教育也有同樣的擔憂。“也有一些有情懷的企業家已經開始投入，比如李書福就在北京建立了吉利大學。”俞敏洪頗為贊賞的說。

       早在2008年的兩會上，俞敏洪曾對某媒體記者透露自己希望辦一所非盈利性的大學的想法。5年后的今天，俞敏洪對鳳凰網教育說：辦大學這件事“我在做”。現存的問題是：俞敏洪非常希望把學校建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而大陸對于辦學的要求第一條就是“必須有500畝的專屬用地”。“我發現現在在北京，這已經是不大可能的了。”俞敏洪說：“當地政府也不愿意將土地批作學校使用。以往的經驗證明，建大學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首先大學不能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而經濟效益在地方政府來說永遠是放在第一位的；其次幾千名大學生一旦鬧出點什么事，地方政府是要承擔責任的。”為了解決用地難題，俞敏洪只有接洽幾所京內外、已經具有招生資質的民辦學校，希望從原東家手中直接購買一整個大學，進行經營和改造。對于具體是哪所學校俞敏洪并不愿透露細節。

        關于籌辦大學是否是他本人正式“交班”后的主要工作，俞敏洪微笑著說：“我現在也在做啊，這個和交班并不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