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教育資源分配極度不均，決定了小升初對于絕大多數孩子來說必定是一場“硬仗”，這背后是錯綜復雜的利益。《中國周刊》雜志用了十余篇文章的系列報道，深度剖析了其中點點滴滴，多知網選發了其中幾篇文章，以下為第三篇《揭秘共建生》。

       　　在北京，共建生是被官方許可的一種小升初入學方式。一些國家部委、事業單位、大型國企等與名校結成共建關系，他們的子弟就可以優先享有原屬公共的優質教育資源。

　　"我親愛的孩子，想必你已經清楚了小升初是一個戰場，想必你已經意識到你將獨自奮戰，想必你已經具足了披著金剛鎧甲去參戰的勇氣，想必你已經下定決心絕不做一個逃兵……"

　　這是一位家長為自己即將走上小升初戰場的孩子寫的"送行詩"，對于那些無門無路的普通父母，他們只能期待孩子獨自奮戰，成為"牛孩"。

　　然而，在同一場"戰爭"中，卻有一些孩子可以憑借父母的力量，直接跨過廝殺與惡戰。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身份—"共建生"，作為北京小升初考試中的一種入學形式，已經被光明正大地應用了整整10年。但是，在"共建生"三個字之下，卻隱藏起了諸多的黑暗地帶，有專家直言"這一被異化的升學特權，已經形成一條完整的利益鏈"。

　　與權力最近的孩子

　　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市教委正式公布的《關于做好2003年小學、初中入學工作的通知》中，首次出現了"學校可以按報經區縣教委批準的名單接收‘共建’單位的職工子弟入學"的表述，共建生得以制度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首善之城北京只有十年歷史，事實上，它有著悠久的"紅色"傳統，幾乎與共和國同齡。

　　"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短暫存在過一批為官員后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干部子弟學校’，但這種特殊的學校形式旋即就在1955年被通令取消，原因是與"教育向工農開門"的方針相抵觸。"在《南方周末》的報道《"條子生"、"共建生"難以革除的權力擇校》中，這段歷史被描繪了出來。

　　那時的北京城，官員扎堆，各種各樣的干部子弟學校如六一幼兒園、育才小學、育英學校、八一小學（今八一中學）、101中學等在解放戰爭勝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區遷入北京。這些"干部子弟學校模式"的提出者是徐特立，其本意是在戰爭年代"為了使前方浴血奮戰的將士能解除后顧之憂，安心抗戰救國，也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遺孤培養成才"。

　　但是這些干部子弟學校從遷往北京后，漸漸變了味道，成為"紅二代"的專屬，據公開報道，在當年的干部子弟學校，有學生"不聽老師的話，和老師頂嘴，甚至罵老師。有的學生還說：‘反正老師不能開除我，我爸爸還管著學校哩！’"

　　最終，這一政策引起了毛澤東等最高領導的重視。1953年，周恩來視察101中學時明確提出：干部子弟不能變成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1955年，京城所有干部子弟學校被通令逐步轉型為普通中小學，開始接受社會其他階層的孩子。

　　干部子弟學校在1955年被取消設置，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權"卻并未被斬盡。

　　及至上世紀80年代，一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子女的教育再一次以"必須這樣"的理由浮出水面：在外交領域，由于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多數常年在外，必須委托一所學校集中管理他們的子女；在軍隊，由于"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與政治關系，部隊大院的孩子也必須得到教育的支持，才能令家長安心保家衛國……于是，事實上的共建生出現了。同時，那些暫不具備"必須這樣"的政府部門官員，開始寫起了"條子"，身居要職的領導人給重點學校負責人批條子是無法令學校拒絕的理由。

　　"共建生"與"條子生"的雛形暗暗運行了十余年之后，北京市小升初升學迎來了一次重大變革。1998年，北京市小升初取消了考試，實行就近入學和電腦派位，具體來說就是將一個區域內的學校招生名額平均分配，適齡學生進入哪所中學隨機抽選。此舉為了減輕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實行就近免試入學，但是這所謂的"平衡"卻似乎在政策層面阻斷了特權階層子女的上學路。

　　與此同時，電腦派位引發了多個相關方的不滿—名校不滿生源質量下降；權力機構的家長不滿孩子被派位到普通學校；普通家庭家長也不滿自己成績優秀的孩子不能上名校。此時，恪守就近、免試電腦派位的國家政策，多年之后，教育資源均衡的目標或可達到。但政策卻迅速變形—名校開始通過培訓班"點招"優秀生源；"條子生"將權力變現為個體的升學捷徑；"共建生"則揉和權力和金錢，讓少數人公開優先享有優質教育資源。

　　2003年，一直暗地運作的"共建生"第一次直接出現在北京市教委的政策文本中，名校與國家部委、大型國企等權勢機構展開了正式合作。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治理擇校熱的建議》中直接指出："重點學校與權勢部門以‘共建’的名義招收‘共建生’，是權勢部門典型的以權謀私的行為，也是擇校生政策難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但坊間的議論并未起到制衡之作用，從正式誕生之日起，共建生就以蓬勃的姿態恣意生長，發展到今天，共建的單位也從原來的部委機關發展到現在的各行各業，房地產商、街道、派出所等，他們與學校建立了透明的共建關系。不透明的僅僅是共建的門檻、招生的比例與其間的利益流動。

　　大共建、小共建

　　"天天糖果果"是EDUU小升初論壇上一位有共建資格的孩子家長。2011年9月16日，她在論壇發帖詢問"我們單位跟八中是共建單位，所以剛接到通知可以報名參加八中輔導班的入班考試，不知道要不要給孩子報名。"

　　她只有9天的思考時間，9月25日就是考試報名的日子，據說共建生入培訓班的考試同"坑班"一樣也是異常火爆。讓"天天糖果果"猶豫的是"不太明白這一方式有多大用，不是覺得八中不夠好，就是知道淘汰率太高，覺得希望不大。"

　　但她還是在單位給孩子報了名，參加了共建生輔導班入班考試，參加考試的孩子有600人，最終會根據成績錄取約220人左右。

　　"天天糖果果"并沒有把希望全抱在共建培訓班上，她還是給孩子另外報了個"坑班"。

　　"天天糖果果"的故事是共建生發展到今天的真實情況之一，共建生多到了也得分三六九等。一所重點中學的共建單位，多的可達60多家，魚龍相較，實力不足的共建單位就成為"陪著玩"的角色，而某些擁有強勢資源和背景的單位卻保持著與四五所重點學校的共建關系。

　　清華園教育集團副校長聞風把這一現象分類為"大共建"和"小共建"，"天天糖果果"的單位就是"大共建"，"大共建"單位的孩子參加考試更多地希望多獲得一次機會，而"真正權力部門的子女根本不需要考試，保證100%的名額，這個叫‘小共建’。"

　　據他介紹，所謂的"小共建"，多為"中"字頭的強勢部門和大型壟斷國企，這些部門的共建學校，對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錄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進去，沒有名額限制。

　　而"大共建"的單位職工，入學的幾率就遠遠小于"小共建"的單位，不但需要考試，還需要"拼爹"。拼爹的籌碼是家長與單位工會或者"共建辦公室"負責人的關系和自身在單位的地位，"至少也得是個中層干部，而且最好不要遇到同單位職工結婚生子上學的高峰。"

　　不過，無論是"大共建"、"小共建"，這些參與共建的學校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小學。此外，另一個共同點是共建生入學無論考試與否都需要交錢，這也是學校樂于與這些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達成共建關系的重要物質原因。

　　北京某區教委工作人員透露，按照該區政策，學校不得直接收取共建生的費用，家長必須將費用交給區教委，區教委再向學校返還80%。

　　每個共建單位需要交納多少費用，各個名校共建生的具體數量、收費標準，這些敏感數字，都無法通過公開信息查詢到。

　　不公開的另一個口子是，共建名額還可轉讓。權力部門的工作人員不僅可以讓自己的孩子以共建的名義入學，還可以通過自身力量疏通學校與共建單位的關系，幫助親友等通過自掏共建費用，以共建生的名額進入學校，被幫助的人如果給予答謝，還有個堂而皇之的名目—"占位費"。

　　凡此種種，不僅加劇了小升初考試的不公平，更把"共建生"這一形式變得神龍見首不見尾。截至目前，關于共建生招生名額與招生比例是十年來最大的謎題。

　　"北京沒有統計公布過，我估計市教委也不清楚，但從我跟各個學校的接觸來看，大概每年會給到總的招生名額的10%左右。"聞風在曾經的采訪中透露。而在一份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北京小升初項目總報告》則披露："以北京八中為例，共建生占錄取學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個班，每班40人共計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

　　利益共同體

　　在小升初的戰場上，教育部門公開反對"占坑"，曾多次出臺規定稱學校辦"占坑班"就屬違規行為，將嚴厲處罰。

　　"但其實共建才是最大的‘占坑’，而且不是‘占一個坑’，是‘集體占坑’"，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特邀委員，北京一中原校長王晉堂曾公開表示。

　　一反面反對"占坑"，另一方面允許"共建生"，兩者本質都是違背就近、免試入學的國家規定，前者表面違規；后者公開行事，差別只在于"占坑"拼的是只是孩子、"共建生"不能不"拼爹"。

　　鏈條的一端是共建單位，在小升初的戰場上，有錢卻送不出去的案例比比皆是，只有權力才是"永恒的春藥"。據業內人士透露，有些共建單位是以為職工謀福利的方式申請專項資金。

　　鏈條的另一端是重點中學，較之共建單位，情形略微復雜。學校不但收取共建費用，另一方面"共建單位可以給學校提供很多便利，有些事情不是你有錢就可以解決的，但是有共建單位這層關系，就很容易搞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道出了共建對學校的一大好處。

　　在北京，官方10多年前就取消了市重點中學、區重點中學的評比，但直到現在，當年的重點中學依然私下被視為重點中學。名校之所以能長年風光，與每年都招進不少官員子女密不可分。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善邁就曾多次指出"權力擇校加劇了已經存在于同級學校間的教育資源配置和教育質量不均衡，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

　　與此同時，"共建"還可以為重點學校"掐尖"提供名目。京城某培訓部負責人就曾透露，如果一名考生考試名次非常靠前，重點學校就會從共建生里擠一些名額，因為共建生不受學籍、戶籍、片區的限制，"掐尖"可以掐得理所當然，"或許，這也是因為在部分特權階層子弟成績較差，卻必須擠占升學名額的情形下，重點中學的一種變相‘彌補’"。

　　最近幾年，共建生中存在的特權與不公平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察覺，要求取消共建生的呼聲也一浪高過一浪，但主管部門卻始終未有行動，并且對于共建生的規定也越發語焉不詳。

　　在共建生制度化的初始階段，北京市教委內部曾有規定，要求"兩控"，即"共建費控制在3萬元以內，分數控制在分數線10分以內。但實行之后卻發現，成效甚微，根本無法控制，然而卻再無相關文件出臺。

　　2010年，面對社會對共建生引發教育不公的議論，北京市教委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曾明確要求各個區縣教委嚴格控制共建單位的數目和學生人數，統一批準共建單位、協議和學生名單，統一收取共建資金并統籌使用，并對各學校現有共建單位數量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數量和比例進行摸底。時隔三年，摸底結果一直未公布。

　　或許對共建生的管理的確難度巨大，在北京市教委隨后出臺的政策中，其表達更為溫和。2012年5月，北京市教委頒布《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于2012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在"入學方式"一項中，僅提到"共建單位學生入學由區縣教委根據市教委有關文件精神制定具體入學方案"，對于具體方案和類似數量控制等內容再未提及。

　　一位了解內情的相關人士透露，盡管教育部門已經意識到共建生招生上的種種弊端與不公，但真要采取措施時，就會招到某些部門的"施壓"。

　　而除去上述理由，北京市各級教委也可因"共建"直接獲取利益。央視"聚焦小升初"調查中，曾明確提到共建費會先交教委，直接打入其北京銀行賬戶，最后通過教委將共建費的百分之七八十返回學校。對此，北京一中原校長王晉堂無奈感嘆"共建生是一個政府行為"。